以笔者办理过的一起二审案件为例，

     当事人在看守所羁押期间始终做的是无罪辩解，侦查人员却在外面积极鼓励家属帮其退赃，由于此案在一审未请律师，且当事人与家属均未收到过对方的来信，所以家属想着，既然侦查人员说了退赃好，家里也能拿得出那些钱，早退不如晚退，还不如早早退了算了。后来一审结果出来，当事人提出上诉后，找到我们为他代理。尽管我们二审打下来最终以发回重审、检方撤诉告终，当事人对结果很满意，但其还是对家属当初一意孤行退赃的行为表示埋怨。“本来没有的事儿，他们一退赃，不就反而证明我有事儿了嘛”。虽然说这种说法是否于理有据尚值得商榷，但要说退赃行为能对法官的内心确信一点儿都没影响吗？笔者认为也不尽然罢。

    我们还遇到过这种情况，因为家属接受了警察的建议，以为是小案子，所以没请律师，但实际上当事人在看守所里急的直跳脚，后面等我们介入，将案情给家属讲了之后，家属才恍然大悟，这种要判10年以上徒刑的指控事实哪里是小案子嘛。“是不是要判死刑的才是他们眼里的大案？！”这是家属后来给我们说的原话，到现在笔者都记忆犹新。

    上述两例真实案例已经足以说明律师所扮演的沟通桥梁是有多么重要。

     威胁的方法多种多样，且具有“见人下菜碟”式的针对性。比如对生意人而言，“查封资产、冻结项目”就是杀伤力特别强的一句话，而对于那些看上去就特别重情重义的当事人，“不交代就把你家人抓起来”则往往最能一举击溃他的心理防线。

    诱供，更是化骨绵掌一般的存在。诱供与威胁所导致的虚假口供在结果上并无二致，但说诱供比威胁“高明”，究其原因就在于诱导手段的隐蔽性。诱导口供往往会被伪装成侦查手段的一种，给后期辩方启动排非程序设置很高的障碍。诱供的方式也是五花八门，“你认罪，我们就在起诉意见书中帮你说好话，让你早点出去嘛”、“你把这笔交代了，那笔我就不给你算了嘛”、“你说了，我们马上就给你办取保，你看隔壁那个小王不就是的嘛”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面对上述问题，若当事人早已聘请了律师，学会了甄别诱供及应对威胁的方法，做好了“任你百般胡诌，我自岿然不动”的心理准备，那么自然也就不会出现被侦查人员牵着鼻子走，违心作出虚假陈述的情况了。

    由于在实践中，当事人接受讯问时所需要注意的事项太过繁杂，考虑到笔墨有限，笔者暂略捡一二为例。在笔者看来，在当事人接受讯问时，核实自己所言与笔录记载之间是否存在实质性差别属于注意事项中的重头戏。

    笔者代理的一起案件中，

    在侦查阶段，我们去看守所会见当事人时，他始终称自己并不知道包裹内是毒品，并肯定的对我们表示，自己对公安机关也是这样说的。

    等案件到了审查起诉阶段，我们一看笔录，上面赫然记载着“我知道是毒品”几个大字，后面还有当事人“以上笔录我看过，与我说的相符”的亲笔签名及捺印。为核实上述矛盾，我们向检察院申请查看讯问时的同步录音录像，这才知道，原本的对话是这样的：

    试想，本案若没有律师介入，单凭当事人一句“我没有说过知道”这样略显苍白的解释，法官再不核实的话，会造成多么负面的后果。因此在笔者看来，有一名律师时刻提醒你注意审查笔录内容，并在能够及时核实内容是否具有同一性，这点实在重要。

    其次，在接受讯问时主动要求陈述对自己有利的事实也应在注意事项中占有重要一席。现实中，被动式地接受讯问往往是大多数当事人作口供的常态。“侦查人员问什么，我就说什么”，这种形式的问答结果就是你所回答的都是对方想要知道的，至于那些对你有利的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侦查人员不问，基本上单靠自己回忆也是想不起来说的。此时，就需要律师与当事人沟通后，从当事人的陈述中提炼出对其有利的东西，并告知其在下次接受讯问时一定要主动告诉侦查人员，并确保所述内容被记载在笔录中。这些技巧与策略，都是需要律师与之沟通后当事人才能够好好消化、掌握的。

    当然，笔者上述所言仅是律师能够所起众多作用的几个小点，言之未尽之处，还烦请各位同行朋友完善、补充。

   话已至此，还是希望那些当事人家属在听到文首那两句话时多留个心眼。至于请不请律师，还请您慎用手中那份不可逆转的选择权。